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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这些企业实施借贷行为超出了自己的经营范围。

立法者在立法时赋予法律的意义、观念及期待，并不具有约束力，具有约束力的是存在于法律内部的合理意义(32)。在这点上，主要规则涉及个人必须做或不得做的行为，而次要规则涉及主要规则本身。

对于任何一个较为成熟的法律体系，实践的法律工作者都会在更大的法律体系中和具体实际案件中考察一个具体规则的术语或句子的意义，以此来确定规则是否适用(35)。但是，对话姿态的选择及认可则是不应受到质疑的。而与法律的现代化运动相伴，启蒙引发的法律中心话语又展示了一个颇为自信而又宏大的期待：不断地制定丰富法律文本便可使法律解释的问题最小化，在由理性推演的无所不包的法律文本中，应该而且可以得到无需解释的法律结论。当然，后者原则说与前者是不同的，前者不认为法律原则仅由法律明确规定。"（R.Unger,LawInModernSociety,NewYork:TheFreePress,1976,p.205.）加拿大学者ErnestWeinrib同样认为："只要人们经历了法律的要求，他们在法律中也就经历了另一些人的要求。

第二、没有人可以在法律之上(42)。启蒙意识形态这一预期，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其他步入现代化的社会（当然包括现代中国）里，逐渐成为法律现代性知识的基本内涵。一个由本身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即法律职业集团，操纵了规则、充实着法律机构和参与法律争讼的实践"(54)。

在大众话语中，解释者认为，法律的具体内容应当是：如果房屋合建的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自愿，而且房屋合建的目的在于自用而非土地出租或倒卖，那么合建行为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Dworkin认为法治应该包括"规则式"的法治和"权利原则式"的法治。R.Dworkin,Law'sEmpir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pp.123-4。（R.Dworkin,AMatterofPrincipl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p.11.）中国有学者也以为，应注意法律的一般原则。

因为，立法司法分立的关系，要求法律读者必须尊重法律作者的意图。在正当性的概念上，卢梭主张："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44)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由于不同的背景文化品格，大众话语式的法律解释显露了情绪化、理想化和普泛化的倾向，而精英话语式的法律解释则显露了理性化、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倾向。这与西方启蒙现代性法律话语怂恿支持法律的独立化与官员的科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此相伴，制度性的法律解释不断翻新。而对"安乐死"，则应分析"故意杀人"、"社会危害性"的含义，从而从中分析理解法律作者相关的愿望或要求。

在中国，近年来，尽管尚未在法律解释的问题关注之下深入思考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新的话语策略相对而言并不十分明显，然而，许多学者依然注入新的论说以建构民主与法治的宏大叙事(85)。就此而论，在青睐"民主"与"正当"的大众话语和信奉"法治"与"合法"的精英话语之间，对立的内在根源便在于法治本身的理性化科层化亦即法律的现代性。进入 刘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职业 法律解释 现代性 法律适用 现代性 。第三，在法律语境中，作者和听者有时不能处于政治上正当的相对位置。

这本身是"法治"的前提要求，或曰作为科层的法律解释者的"政治道德"的特殊要求。(62)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1页。

四、精英话语霸权的质询与回应 在启蒙时期，虽然信奉民主与法治、正当与合法可以相互结合的法律话语占据着中心位置，但是，在霍布斯的《利维坦》这一文本中，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种边缘法律话语萌芽的存在。给出确证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一个使公众控制判决最大化的责任"(80)。

在本文中，"话语"主要意指一种"意识形态"。而"仅仅承认法律的普遍性和自治性，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区别，并不因此而具有内在的民主意义"。英国法官ViscountSimonds同样以为："不能孤立阅读（法律）文字尤其是一般术语的文字。在现代代议制国家里，原作者的正当性基础在于民主机制，它是由民主过程产生的，并因此具有制定法律的正当权力。而与法律的现代化运动相伴，启蒙引发的法律中心话语又展示了一个颇为自信而又宏大的期待：不断地制定丰富法律文本便可使法律解释的问题最小化，在由理性推演的无所不包的法律文本中，应该而且可以得到无需解释的法律结论。一般来说，这些企业实施借贷行为超出了自己的经营范围。

在这类案件中，行为人一般使用无痛苦的方法使不治之症患者停止生命，而且这种行为通常经过患者本人同意。(61)比如对LordDenning的法律解释，英国法律科层大多提出了批评意见，而且科层成员主要显示了精英话语的控制。

试图将法治的特征描绘为民主的管家，是错误的和误导的"(67)，因为而在法治的背景中，"作为乌托邦的愿望，公众全面参与和控制的理想已被专家知识的伦理设想预先充斥了"(68)。就房屋合建而言，法律读者应当仔细分析有关本文中的"协议效力"、"土地使用权"、"土地利用"、"土地回收"、"建设用地"、"非法转让租赁土地的惩罚"的含义。

当然，警惕精英话语霸权的边缘话语，最终经由一些具有批判意识的学者的率直张扬得以展开和延续。这种意识形态暗示，针对专制状态与无政府状态所具有的社会疾患，必须在手段上运用有时可以相互联系相互辅助的"民主"与"法治"，在观念上运用可以相互说明相互支持的"正当"与"合法"。

这种意义是一种在这四要素之间，以及在整个法律实践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下而产生的意义系统。L.Fuller,AnatomyoftheLaw,NewYork:Praeger,1968,pp.61-157。赵秉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111页。本文存留的只有符号，其存在使法律主体之间的阅读交流成为可能。

(59)R.Unger,LawInModernSociety,NewYork:TheFreePress,1976,p.191. (60)见丹宁勋爵著：《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龚祥瑞校，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这是政治道德（politicalmorality）对法律读者的基本要求。

然而，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法律理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其他社会的，仍然坚守现代性的法律知识，并希望起用新的话语策略重新整合民主与法治、正当与合法。与房屋合建类似，我国企业（指无权经营金融业务的企业）间借贷也是颇为普遍的，在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下，这种借贷尤其广泛。

其三，随着政治、经济、伦理等文化的多方位的变异，大众意识日渐显示针对传统政治意识和精英法律意识而相对独立的自在要求。"(48)霍布斯说："由于按约（即社会契约──笔者注）建立国家之后，每一个臣民便都是按约建立的主权者一切行为与裁断的授权者，所以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说：主权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任何臣民都不可能构成侵害……"(49)。

普芬道夫同样认为：社会得以存在的根据在于人们相互之间订立的两个契约。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一种"法治"的文化架构也被人们视为不可否认的基本条件。就第一点而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侧面是迷恋君权与法律的紧密联系。此时，再主张探寻原作者的意图，等于否认了新听者的正当法律地位。

(50)S.Pufendorf,DeOfficio,transl.F.Moore,Oxford,1927,Bk.I,chs.6,8,9. (51)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8页。而在精英话语中，法律解释者较多认为，法律的具体内容是：房屋合建属变相转让土地使用权，除经有关部门补办有关建房手续外，应认定为无效民事行为。

他应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一个世纪以来法国思想、习俗、政治结构、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的一切变化，面对正义和理智要求法律条文灵活地适应于现代生活的现实，原立法者应有怎样的意图。房屋合建、企业间相互借贷和安乐死作为一类例子，较为明显地表现了当下中国变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需求多样和价值观念的迅速更新。

转自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这些阶层和群体表现了对利益需求的不同理解和期待，表现了对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不同设想和预期。